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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总量：人口持续增长，增速延续放缓势头

全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同）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人口结构：“少子老龄化”特征明显，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

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比2010年上升1.35个百分点。少儿人口比重回升表明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

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比2010年下降6.79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未来有劳动力短缺风险。

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比2010年上升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比2010年上升4.63个百分点。全国31个省份中，有16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500万人，其中有6个省份的老年人口超过了1000万人。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1.5

（三）人口素质：高中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数量和比例大幅增加，人口素质跨越式提升

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了3.85亿人，占比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75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受教育状况的持续改善反映了10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四）人口分布：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向东西部主要城市群，人口城镇化率快速增长

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88.52%，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192.66%，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69.73%。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比2020年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占25.83%，比2020年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占27.12%，比2020年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占6.98%，比2020年下降1.20个百分点。从流向上看，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与2010年相比上升14.21个百分点。10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劳动力短缺风险影响高质量发展，劳动力素质持续提高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人才红利

人口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当前我国人口总量仍居世界第一，过去10年人口保持了继续增长态势。主要是三个方面因素起作用：一是人口保持一定水平的惯性增长，二是生育政策调整取得积极成效，三是人口预期寿命持续提高。

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来看，劳动力年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50%，就可以说进入人口红利期。普查数据表明，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远超过50%，依然存在人口红利，劳动力还是比较充裕。

劳动力素质显著提高。义务教育推行、高中教育普及、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等一系列教育改革发展举措，未来还将推动中国人口教育水平不断迈向新的高度，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从而以更加优质充裕的人才人力资源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根基。

人口增速持续降低。我国人口惯性增长阶段正渐趋尾声，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时代渐行渐近。这主要是由于育龄妇女人数大规模下降，婚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养育成本提高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导致了出生人口数量下降。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也是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这将深刻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劳动力供给量和消费者需求量，并可能加剧知识技能与岗位需求之间的失衡，出现行业、区域的结构性失业与局部性劳动力短缺现象。

鼓励生育政策持续加码。只有把生育率提升到一个适度水平，这样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才不至于过快，劳动力减少不至于过快。为此，自2012年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执行单独两孩、全面两孩等重大人口政策调整。“七普”数据公布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调整人口政策，提出了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将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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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家庭造成沉重负担，但银发经济正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社会经济发展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服务、促进性别平等、增进社会福利等多方面进步，促进了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实现了人口转变，最终推动了人口老龄化。中国发展基金会在2020年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中预测，中国老龄化将在2050年达到峰值，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7.9%。人口老龄化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也存在机遇。从挑战方面看，人口老龄化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从机遇方面看，人口老龄化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老龄产业是一个多元化的产业体系，产业辐射面广，产业链长，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行业的所有类别。中国是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目前老年人的消费领域集中在旅游、医疗、休闲、保健以及日常消费。

国家老龄办和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中老年人旅游消费预计在2021年超7000亿元，2016-2021年平均增速将达23%。未来可进一步挖掘老年人培训、教育、志愿者、文化交流等领域，比如促进老年大学扩大办学，提升老年人的专业技能和文化艺术修养等。可以预见，“银发经济”将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带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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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迁移流动给城市发展带来挑战和机遇，也有力推动了新型城镇化建设

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人口迁移流动。人口是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要适应人口的趋势性变化。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落实落地，我国人口的空间变动实现了由低流动性的“乡土中国”向高流动性的“迁徙中国”转变，并且人口迁移流动的特征还将长期保持。

人口迁移方向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紧密相关。人口迁出地的人口压力减轻，可能得到移民汇款收入，但劳动力减少，特别是具有熟练技能与高文化水平的劳动力迁出，使迁出地的抚养、教育费用受到很大损失。对迁入地区，由于人口和劳力增加，经济上有利，但也可能带来社会资源分配的矛盾或其他社会问题。对比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发现，我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均呈现人口流出态势，唯有东部地区成为人口流入区域。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已经形成，对人口就业吸纳能力相对稳定。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逐步进入双向适应、相互促进的新阶段。

人口迁移流动也是我国城镇化率大幅提升的主推进力。2020年，大陆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9％，相较于2010年上升了14.2个百分点。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一般规律看，中国当前仍然处于城镇化率有潜力以较快速度提升的发展机遇期，“十四五”时期可突破65％的城镇化率，乡城之间因此还将呈现出大迁移大流动的基本格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